究竟是“拐”还是“卖拐”？

　　争论与往事

　　春秋自有春秋笔，留予后人说短长。只是，地产泡沫论这些年未曾间断。2003年，清华大学某教授认为中国房地产马上要雪崩，“如果楼市不崩盘，我就去跳楼。”2004年，前大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说，中国房地产泡沫太大，未来几个月内将先从上海崩盘。二位的预言均未兑现，楼市在经历2005年、2006年的局部蛰伏后，2007年狂飙突进。当然，教授也没跳楼。如果就此怀疑学者的智慧与动机，那就错了，楼市在高位运行的风险客观存在，只是学者们对中国楼市的异常复杂性——在市场因素之外还有来自地方的强大的行政性支撑这一点估计不足。

　　现在，当王石与潘石屹争论起楼市“拐点”时，就有些耐人寻味了。因为此二人都经历过1995年海南地产泡沫的破灭，且是硕果仅存者。在那一轮海南地产淘金潮中，地价飞涨势同今日。1989年每亩十几万元、几十万元拿到的地，1992年早已飙升至每亩300万元以上，到1993年涨至最高位680万元/亩。到1994年，海口市在建人均住房面积竟超过50平方米。狂欢总有散场时，1995年，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，留下600多栋烂尾楼、18834公顷闲置土地和800亿元积压资金，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就达300亿元。北海，一个30多万人口的城市，竟留下了130多栋、共计120多万平方米的烂尾楼，以及大片闲置土地。

　　灾难曾经在我们的头顶降临过，并且，现在正在太平洋东岸的城市发生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讨论泡沫、争论拐点，不是危言是箴言。有必要咀嚼一下谢国忠的一番话：“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在于，现在的房价已经被大幅推高到一个未来的理想水平。也就是说，即便中国经济今后的表现会始终如我们所料般良好甚至超过预期，目前的房价水平也已经包含进了今后多年的升值。”

　　次贷危机的中国警示

　　回望2007年，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引起强震荡的外部事件莫过于次贷危机。从2002年起，美国房价每年涨幅逾10%，2005年暴涨到17%。随后，美国不断加息，利率达5.25%后，房价开始“跌跌不休”。2007年，次级房贷难以偿还、债券信用危机爆发。一大批贷款机构和抵押贷款经纪公司破产，投资银行的高管们纷纷离职，危机至今仍在扩散，其冲击力无远弗界。

　　尽管我国银行发放房贷的标准和审查程序较次级贷款要严格得多，房贷基本不是建立在房价上升预期的基础之上，而是建立在借款人的还债能力之上，但次贷危机仍给我们敲响了警钟：建立在“房顶上”的金融危如累卵。

　　恕不讳言，当前国内房价快速上涨会带来三方面不良后果：一是大量的资金和其他资源过度地追逐房地产，将使制造业升级缺乏资金、技术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支持，妨碍经济结构升级，影响长期竞争力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吕政指出，房地产市场投资资本的活跃，将大大提高当地工商业成本，打破资本平均利润率规律，抑制资金对企业创新的支持；二是银行房贷规模急速扩张，高房价所蕴含的风险已向金融机构转移。在2007《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》中，央行首次对房贷违约风险发出警示：“住房抵押消费贷款增长很快，违约风险已有抬头趋势”。2008年初，央行上海总部发出类似预警；三是高房价会扩大分配不平等，危害社会稳定。当下，工薪阶层，尤其是已届而立、确实有住房需求但又享受不了住房保障的年轻人，抱怨情绪在蔓延。社会的稳定需要占城市人口大多数的中低收入人群的支持，只有这些居民有了安居之所，并对未来依然怀有希望，为有一天拥有自己的住房而奋斗时，这个城市才会稳定。相反，失望的城市将是和谐社会无法承受之重。

　　调整不可避免

　　如不健忘的话，当前楼市出现的打折降价、中介关张，在上一轮楼市宏调中同样出现过：2006年末、2007年初的长三角房地产市场就曾如此。2007年农历春节过后的快速疯涨已证明“拐点”并没有在该地区的楼市中出现。

　　“拐点”是高等数学中的名词，当平面曲线出现从上凸至下凹或从下凹至上凸的分界点，此点便称为“拐点”。

　　“拐点”并不意味着上升或下降过程的结束，或者由上升转为下降、由下降转为上升，而仅仅标志着上升或下降的形式发生了变化。从时间上说，“拐点”刻画的是“时刻”而不是“时间”，更不能引申为“时期”。所着重的应该是它关于“转折”的标志性含义。而眼下楼市“拐点”说所强调的是房价上升过程的结束，或由上升转为下降，名副其实表达这一含义的是另外一个词，“极点”。